最难就业季，看见年轻人的切肤之痛
据教育部统计，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076 万，同比增加了 167 万，同时，受到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影响，伴随着教培、房地产包括互联网行业寒冬的来临，今年的高校毕业季被媒体称作名副其实的最难就业季。对于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无论是考研、考公考编、找工作还是出国留学，每一条出路似乎都比过去要困难。而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当我们从宏观的层面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往往感到无力甚至绝望。因此，出于一种自救的心态，我们选择从个体和微观层面出发，在千差万别的具体处境中挖掘新的可能性，去探讨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是不是还有不退守或不放弃的理由，还有不随波逐流的可能。
我们邀请了大学教师、人类学青年学者袁长庚老师，和青年志前实习生，大学毕业生袜子做客「问题青年」，聚焦在今年这个“最难就业季”，谈一谈毕业生在今天面临怎样的问题，他们是如何面对和处理的，面对一种新的常态，我们如何渡过大学生活，如何做出选择？
本期问题青年
■ 袁长庚 | 大学教师，人类学青年学者
■ 袜子｜大学毕业生
■ Lisa | 「问题青年」主播
本期问题青年
■ 袁长庚 | 大学教师，人类学青年学者
■ 袜子｜大学毕业生
■ Lisa | 「问题青年」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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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毕业季：
期待在变高，选择在变少
Lisa：
袜子先谈一谈你和你朋友今年毕业的情况吧。
袜子：
我的朋友们大多打算考研，没考上之后大家要么选择出国读书，要么就选择就业了。有一个朋友最开始在杭州找到一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但是呆了一周发现和她想象的非常不同，于是决定回老家的国企。我自己因为学历史，对欧洲很感兴趣，想要去看看具体是什么样的，因此目前打算申请欧洲的学校。
袁长庚：
我在一所理工类的学校，学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就是出国，过去家长们都鼎力支持，但这些年来家长变得谨慎了。很多家长开始反对学生出国，尤其是去美国。我也感觉到大家现在考研，考公的热情在恢复。
很多人说今年是最难毕业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在放缓甚至下行，再加上新冠两年的冲击，内部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可能和年轻人的心态变化有关。年轻人对于工作的期待值其实是在增加的，但是客观条件下我们的机会在变少。
最近很多人对小镇做题家一词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中国小镇边缘年轻人奋斗的不尊重，我认为这是脱离语境的。最初这个词并不是来自外部的指控，而是年轻人的自嘲式反思。
985 废物小组和小镇做题家的走红其实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过去大家形容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意味着大家认为高考是一生中竞争最残酷的时候，此后的人生应该是越走越宽的。这个许诺其实并不会必然发生，年轻人这两年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做出各种自我调整，有时是通过话语进行一种解嘲。
比起过去，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在意一份工作带来的生命体验和人生价值。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工作只是庞大系统上一个修补的环节，他们就会感到很矛盾，即使这份工作的社会评价和薪资都还不错。
我去年教过一个学生，他是学计算机的，技术非常好，从小就对计算机感兴趣，认为编程是一个对未来非常有用的工具。在去年就业情况不太乐观的情况下，他签到深圳的一个大公司，听上去是当时毕业生里的优胜者。但是他的工作内容其实是给音乐平台做维护。即使这份工作收入不错，跟别人提起来时也过得去，但他就是非常难受，因为他觉得自己所学的不止如此。于是他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试，然而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打算鼓起勇气离开，换一个轨道。这种故事经常发生。
以前在经济上升期的时候，整个社会都给你一个许诺说，你先忍忍，未来你等你混出来了，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至少给你一个户口，让你换一份首付之类的。但今天这些许诺也不在了，大家就会开始问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接下来几代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整个社会或者是我们的时代真正面临的挑战。
我最近看到一些二战三战的研究生，还有考公考编的同学，因为激烈的竞争，他们也非常的痛苦。相比之下，您刚才描述的这个同学，这种痛苦还挺值得的。
袁长庚：
在我看来这件事比较复杂。当你有这种意识或者觉醒时，看上去是件好事，但遗憾的是，你可能会发现，你现在所在的这个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资源能够支持你开始这样的追问，你的追问通常是没有结果和回应的。因此你一旦开始这种追问，可能你开启的不是自我觉醒而是自我折磨。
为什么现在考公考研又回热，是因为这至少是一个出路。很多人是因为在问了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没有找到答案后，选择了这条在这个社会里大家公认的道路。进入体制，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位，可以对家长、社会有交代，跟同龄人讲起来大家也能理解，自己也就能接受了。当一切选项都没有明确答复的时候，至少继续读书或者进入体制，这是眼前可以看到的意义。某种意义上这的确是退却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有社会经验，你就可以问，难道这一切一定是成立的吗？读了研究生获取了编制，就真的能够带给你稳定吗。答案又是未必的。
©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Lisa：
那您能谈一谈您所接触到的大学生，他们整体来说是为什么事情而痛苦吗？
袁长庚：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有一部分人选择暂时不问这些问题，他遵从这些所谓的规则，他们可能会为这个阶段还没拿到最好的资源，竞争到最好的机会而痛苦。还有一部分人在进入一个轨道时，他可能会问这条路通向哪里。
曾几何时我们认为成为科学家是一件高尚的事情。但是今天，很多学生大学二年级就在研究所和实验室里工作。他们发现今天很多科学家跟老板没什么区别，甚至比老板还恶劣。所以今天，很多人痛苦的来源就是在现有的这条路上看不到未来的出口，就未必能抵挡住自己和外部的质疑。
我觉得这个局面非常矛盾，人们开始问关于自我的问题，不一定会通往觉醒，可能会通向一个更大的盲目甚至是自我欺骗。
袜子：
我觉得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让我们对未来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当我们即将进入到大环境里时，实际上选择在变少。可我不觉得这种事与愿违和很拧巴的状态是一种很严重的自我折磨。我们可能需要接受就是没办法快速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不可能一辈子只做一件工作，我们对风险是要有一定认知的。
没有人问过
为什么年轻人变成今天这样
袁长庚：
▍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缺乏觉醒的契机，我们的社会缺乏对年轻人进行自我探索的系统性支持。
当我看到年轻的毕业生们，我的切肤之痛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对他们的支持是全方位滞后的。
比如今天有这样一个学生，他一路读着好学校，听老师的话，听社会的话，好好学习最后考进一个不错的学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什么契机能够变得所谓的成熟，能够变得所谓的对人生有所体察或是有所感悟？不可能的。当进入大学，他突然意识到人生很复杂，未来很复杂。
而社会对大学的要求来源于做了什么科研，多少老师可以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等等。当一个年轻人开始追问人生问题，内心有起伏，能为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些东西是不可见和难以被量化的，不会被摆在行动的优先级比较靠前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我丝毫不觉得年轻人能够觉醒从哲学上讲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趋势。
虽说我们要接受不确定性，但是这件事在人类任何文明里面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是一个需要各种各样的思想资源，甚至动用宗教和形而上学去帮助你解决的问题。他不是一个年轻人，可以在求职或者考研稍微不顺利时，上网看一下知乎别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的。
相反，现在大家对年轻人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比如人到了什么年龄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给他们的人生加了一个时钟，人生变得像定时炸弹一样，需要时刻衡量自己是不是到了正确年龄在做正确的事情。
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文明应该给年轻人更宽松、更多元的支持以及更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不是任由他们自己在一个非常孤独的状态下去探索。年轻人需要一些更系统性的和更切实的支持。应该有更宽容的社会氛围和价值理念，应该有人倾听他们究竟喜欢什么。
袜子：
我们经常会听到很多年长的人指责年轻人说，你们这一届不行，你们 90 后或者是 00 后，不够具有活力或者热情，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表述，只是呈现了表象，年轻人好像不如 80 年代那样有活力和热情了，不那么理想主义了，但是没有人问过为什么年轻人会变成今天这样。
我朋友曾告诉我，他在上大学的第二天就想退学，就是因为学校里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让他觉得特别痛苦。我们这样的学生在大学里面其实算是问题青年，会因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屡次被老师约谈。我们在大学里面就是边缘的人。不是可以按部就班按照规定走的人。
袁长庚：
▍年轻人需要更切实的支持和陪伴。在不理解年轻人具体生活经验的情况下，给他们开药方，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是做大学老师很久以后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走上这条路的第一动因不是做学者，而是想当老师。我现在回忆起来，大学里比较珍贵的时光就是和老师在一起没有功利性质的去吃碗面或者聊聊天，这些东西特别美好。
我特别讨厌用一种消费或者盲目的态度去面对年轻人身上各种值得重视的东西。年轻人在人生这个阶段的时候需要一些实际的支持。在个体层面，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支持是要就是靠花时间堆出来的。不是给他推荐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他就可以醍醐灌顶。
我特别喜欢看电影，我观察到在美国的青少年电影里面，好莱坞用尽浑身解数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反复暗示年轻人你在这个阶段犯的任何错误，上帝都会原谅。你可以荒诞到极致，无论你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什么样子，只要你回来，我们总会拉着你的手说你明天还可以重新开始。但是我们的短视频的平台上有非常多的发言反复指向说这代年轻人不行。
当你进入到一个群体的时候，你首先应该了解他经历过什么知道他的生活经验是什么样的，才可以去跟他谈他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在对年轻人具体的生活经验没有任何概念的情况下，给年轻人开药方，我觉得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电影《阳光普照》
行动力的缺乏
源于社会对人的想象出现了问题
Lisa：
没有人生来勇敢，我相信这是你为什么想要开死亡课和爱情课的原因，也许就是希望现在的学生们可以有更多的承担和行动力。我们可以谈一谈如果我们无法寄希望于系统做出改变，提供足够的支持，那从自身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哪里挖掘到行动力的源泉呢？
过去我亲眼所见一届届的年轻人曾经为不同的梦想所鼓励和驱使。比如说希望能够成为中产或者进大厂，或者想创业。当全球文化特别开放，青年亚文化有很多资源能得到很多认可的时候，这些都曾经成为过年轻人生命力的来源。我想和两位探讨一下，今天这种动力可以来自于哪里呢？
袁长庚：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被浪费和被投入的，人需要烧过一遍，甚至损耗一遍之后，才能够对自己有所确信。
我特别喜欢一个奥地利的哲学家 Emory 写过一本书叫《变老的哲学》。他说年轻人和年老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年轻人没有时间概念，年轻人的时间都是空间化的。比如年轻人在大学期间设想三年后的事情，他会想是三年以后我在哪，过什么样的生活。对未来所有想象都是指向一个具体空间的，这是年轻的状态。
年轻人通常是最不缺乏动力的，因为人年轻的时候身上的社会负担很轻，思想包袱也很轻。所以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问题。在过去 20 多年 30 年里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人的基本想象是出了问题的。
我在做大学老师之前，觉得年轻人谈恋爱天经地义。但是我进了大学以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不太愿意谈恋爱。他们会说我现在有大把的手段消磨时间，然而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太麻烦了。一个人可以想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有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他今天不高兴了或是状态不好了，还得花时间陪他。我们现在的一个假设是，人是非常麻烦的东西，人是负担，人是社会的剩余，是特别不稳定的。
家长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暗示是：自我就像是一块木头，削一块少一块，用一块少一块，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应该把自己保护起来。你看那些成功学里面的暗示，就说不要做给自己减分的事情，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想好我能获得什么？
但是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这个世上曾经存在过的关于自我的答案里面，没有一条是要把自我保护起来。人是很吊诡的，人不是需要被保护和珍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是需要被浪费和被投入的，人需要烧过一遍，甚至损耗一遍之后，才能够对自己有所确信。通常人是在义无反顾的把自己投入到一件事情和一个人身上之后，才会忽然意识到，那个阶段“我活得特别像我”。
坦白讲还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对人的假设和期许都是一种错误的暗示，在这样暗示的条件之下，年轻人当然会想，我那么珍贵，我的人生只有一次，我的大学和青春只有一次。所以我要好好珍惜不能随便把它用了。但是越这样想，就越谨慎和越胆小。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一系列焦虑和不确定中，把人生浪费掉了。
但是把自己献出去是一个巨大的哲学命题，是一个需要你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服自己的。当没年轻人的周围没有这些暗示、教育，和必要的支撑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要求年轻人天然的就获得这种行动力呢？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改变，不做一些纠正，就永远不可能去奢望年轻人会恢复生命的动力。
面对无解的社会问题
成为不一样的声音
Lisa：
那您在死亡课和爱情课上做的这些尝试效果怎么样呢？
袁长庚：
▍我觉得要做一个认真负责的学者，在一切错误的暗示之后，告诉年轻人，爱一个人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坦白讲我的课程都是失败的。起初我还有一些期待，后来我就完全不奢望可以通过一门课解决什么问题。我们今天讨论年轻人的出路或者是就业的问题，也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找到出路，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大环境或者宏观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出现一些非常严肃和真诚的声音是很重要的。
©电影《超脱》
人类历史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从来都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年轻人永远都要面对怎么样过自己一生的问题。今天你作为一个年轻人感到苦闷或者选择非常有限，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又回到那个历史的常态上来。人类文明史上很少存在哪个社会或者哪个时代，能够许诺年轻：只要奋斗未来就一定可以实现阶级跃升，就一定会有好房子和好车子。所以，你需要面对的是怎样适应这个常态。
我们这代老师，如果想对得起这份职业，应该为明天，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挑战工作。我们需要和年轻人站在同一个历史处境中，而不是给他们一些廉价的安慰。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理解死亡的课程之后，又开了情感人类学这门课程。
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告诉年轻人，我理解你们为什么不想谈恋爱，实在太花费钱，太花费精力了。我觉得要做一个认真负责的学者，在一切错误的暗示之后，告诉年轻人，爱一个人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把自己投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的身上，投入到另外一个生命的轨迹中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奇迹。
当你全心全意的爱一个男孩或者女孩，他离开了你伤害了你，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悲伤的经历，但人有时候就像树一样，被砍掉一个支架后，新长出来的那部分也许更坚强。这个过程不太需要恐惧，我会理解和同情你的痛苦。但痛苦也可能成就你。很多事情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愿意和你共同分享思想资源。
于我而言，这是我自己能够接受的姿态，这种姿态本身对于今天是具有建设性的，即使很难也值得一试。
在互联网时代，作为一个老师，传播知识的价值对学生来说已经微乎其微了。唯一的意义在于，在一个相对简单的环境，一个可以缓冲的空间里面，你们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上的陪伴。这种陪伴可以给予年轻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帮助他们确认说，他们身上隐藏的某些潜力和可能，不是他的问题，而是一种常态。做到这个就够了。
在经济下行期和调整期，这个几代人都需要面临新常态的情况下，面对就业的问题，从社会层面上讲，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应该回到一个更有耐心的状态。当你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承认暂时的偏离是可以被接受的。我们需要不一样的声音，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给出的对人的基本判断实在是太糟糕了，是需要纠正和弥补的。而且当社会存在一个宽容的环境之后，年轻人自己会找到很多的出路，他会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袜子：
我在回忆我周围的那些愿意不考虑后果，义无反顾的去做一件事情的人，我觉得至少他们的勇气不是来自于学校和书本，而是来自于他们在学校之外的尝试。真的就是靠自己的好奇心和一点点叛逆去听这些不一样的声音，或者是希望自己有点酷，这种听起来有点蠢的心态，然后去尝试和碰撞出来的。
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给了我很多勇气的人。他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确定自己想要读人类学或者是新闻学，就按照他的话是说，“我想要更深入的接触这个世界”。他提到他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喜欢上网，去看什么果壳网，科学松鼠会，36 氪什么的。他形容自己就是他会说自己是一个边缘人，所以他要上网看看其他的边缘人在做什么。就是这些好奇心和探索构成了他现在的很多认识。
我上高中以前是非常乖巧按部就班的学生。我们中考体育要考 800 米，我每次训练的时候都特别累，但是我会告诉自己再咬牙坚持一下就好。可是有一次我在极端疲惫的情况下忽然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往前跑，为什么不可以慢两秒钟？
从此我就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像过去一样生活，我到底想要做什么？上了高中以后，我的一个历史老师讲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观念时，给了我很不一样的声音。当时我虽然坐在这个教室里面，却觉得我的心可以去到无限的远方，我可以有那么多的选择。
大学的时候，我爱上了爵士乐的现场。当时我对爵士乐手有种想象：成为一个爵士乐手是一件代价比较大，所谓的回报未必那么高的事情。因为他们要花费大量的精力练习才能够掌握一些技巧，而爵士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音乐。
我的一个乐手朋友形容自己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处于一种物质非常拮据的不稳定的状态中，但是他一点都无所谓。基于这种想象，我有意识的接近他们。当我看到他们的存在时会觉得，既然他们能够成长为这样的大人，义无反顾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也许，我也可以成长为像他们这样的大人。
Lisa：
面对未来，当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更好的期许，或许人反而会有机会回到一些更朴实的状态里。不论是谈一个恋爱或者是做一件喜欢的事。我最近在大理遇见这样一个人，他也是在大厂工作，但是当他感觉到工作中有一些内容是违反他的道德底线时，他选择了辞职搬来大理。由于目前生活成本比较低，他就得以和他的一个朋友共同开发一个他们很喜欢的，未来有希望的小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慢一点也不会丢掉什么东西，不会输掉太多，所以反而会敢于去犯一些错误。
袁长庚老师你听了袜子的分享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袁长庚：
▍在就业问题上，追求安全未必能得到安全。
只要你今天是个大学老师，你在课堂上总会遇见袜子这样学生。最起码对我这样的老师而言，做这个职业的唯一的意义就是每一年等待他们的出现。同时他们于我而言是挑战很大的学生。面对这样的学生，你不懂的事情不要装懂，唯一能做的是你要非常真诚的面对她。也许他们这样的年轻人看上去是少数，但是他们身上折射出来的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变成一种趋势，甚至是大家的一种共识。所以要珍惜和理解少数。
我搬到昆明来以后，才意识到我的很多朋友这些年已经常住，或者会阶段性的来云南。我发现主动退却的一代人已经出现了，包括我自己在内。这种退却通常不会大张旗鼓，但是会润物细无声的发生。这种选择的力量感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不输给胜利者的书写的。当一个短暂聚集起来的能量被耗尽以后，大家会寻找新的方式来让自己的一生变得可以度过。
在就业的问题上，我反复跟我的学生们谈，当你今天开始萌生了说如果我的人生是不确定的，那我是不是应该转头投入到体制编制的怀抱，去拥抱一种确定性。然而，我们只需要看一看 20 年前发生的下岗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通常所谓更主流和从重的选择其实把你暴露在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当中。
但是相反，有的时候一个爵士乐手或是酒吧打工的人，他没有编制，没有社保，没有稳定收入的来源，看起来非常不确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行李箱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他今天可以在大理生活，明天可以去厦门，后天可以去北方。两种人到底谁经受风险的能力更强大，这是未知的。
Lisa：
最后，可以请你们谈一谈，今天仍然在大学的学生们，大学生活可以怎么过呢？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
袜子：
我对自己现在的期待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即使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弄潮儿，也要成为一个正常的普通人，没有办法有所作为，也要有所不为。
一直像这样生活，不被主流的声音淹没，同温层真的很重要，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其他人或者是不一样的声音里面寻找抵御的勇气。我会一直告诉自己说，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尽管目前为止看起来选择不那么多，但是我还有选择的余地，一直到真的没有选择那天。
我昨天跟我爸爸通话时，他问我你现在到底想要做什么？我说我想出去看看，但是我妈妈不是很支持我。他告诉我说：“你妈妈给你的建议，只是站在她的角度给出的建议。无论在现在还是未来，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包括你的师长同学，他们给出的建议都只是建议，一定要为你自己做决定，你要有主见，因为所有的现实和所有的后果都是你自己来承担的。”
我意识到这是我的人生，由我承担所有的后果。如果我犹豫的话，就想一想我想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可以用这样的策略来抵御主流的反对。
袁长庚：
▍警惕地提出建议、分享经验，承担该承担的东西，对人生的时间感有一些信心。
我想到几点吧。第一点是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你进入到大学以后，对于生活在你周围比较近的人提出建议或者是分享经验时，你通常要有所警惕。也许你觉得你的父母非常了解你，但他们的成长经历跟你是完全不同的。你今天经历了很多事情，是他们在这个年龄是完全没办法想象的，所以那些看上去跟你比较近的经验其实是无效的。
但是同样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或者是发生在人类远方社会的故事，或许反倒跟你的人生更契合。因为你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经历着相似的历史过程。所以大家如果上大学，要对所谓经验的远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第二点，我始终希望同学们记住，你承担你自己该承担的东西。一方面，你其实是你人生真正意义上最终的责任人，所以不要太顾忌他人的想法。另一方面，也不要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你只能承担有限的事情。不是所有你身上的问题都跟你有关系，有很多东西是来自于外部的辐射和外部的影响。这个时代不是只有你没有做好，不是只有你想躺平或者摆烂，很多人都有这样心态。有些时候只需要意识到这一点，你可能就会没有那么焦虑。
第三点，我们要对人生的基本的时间感有一点信心。人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要经历真正的挑战来自于衰老，不可避免的社会性的边缘化，来自于一些不可回避的挫折。比如面对你喜欢的人，他就是不喜欢你，你非常想上的学校，就是没有办法录取你。这些人生的基本挑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此刻面对的很多具体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也不成问题。
你今天学的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为了 25 岁的那份工作，你今天在大学里看的书，看的电影，认识的人，听的音乐，在很大意义上讲，是为你 50 岁以后的人生在做准备。当人生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下行期，你会发现曾经带给你力量的东西，他还是还是有效的。有些时候，一首歌或者是一本书，甚至是一句话和一个许久未联系的好朋友，这些东西是真正陪伴你走向人生最后终点的。
Lisa：
最后我想说，我这几年接触到的一些大学生，他们身上那种力量，生命力和热情，非常的可爱。他们身上有一个共性，就是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声音会吸引我们，什么声音我们觉得带劲，也许我们就应该去抓住那样的声音，也希望问题青年可以成为一个持续的，坚定的不一样的声音。